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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风气，大家都收，如你不收，会被认为是异类，很多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如此，还有就是姚志在金湖大搞政绩工程，劳命伤财，对金湖发展影响十分巨大，这一点金湖的很多干部群众反映也很强烈。姚志是金湖区的区委书记，这个职位可是与方方面面都有接触，多牵出一些人也很正常，这一次省纪委查得很彻底，姚志先后交代了十多来人，有名有姓，有职有位有十几个，主要是集中在金湖区，市里的包括矿业局和电力局的两个副局长，够得上刑责的有六七个，绝大多数都在灰色地带。”

姚志被省纪委双规之后，案件的审理进展很是顺利，如同杨铁军猜测的那样，姚志很快就在纪委调查组的攻势下节节败退，也供出了不少人。

江如衡听到是这样一个结果，就放下心来，他知道林紫山话里的意思，这件事没有牵连出市里或更高层次的人，这是江如衡最愿意看到的。

于是道：

“对腐败分子我们不能姑息，特别是象姚志这样吹、卖、贪，天良丧尽，人性泯灭的害群之马，如不严加惩处，这种情况如任其蔓延下去，党将不党，国将不国我重申两点，对腐败分子一是绝不留情，二是绝不手软，一查到底，然后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。”

江他说得不甚明白，林紫山却听得很明白。他道：“对于不够量刑的同志，我建议交由安新市委处理，通过此案，看得出安新市委还是经受得住考验的。”

林紫山与江如衡共事也有些年头了，知道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轻重缓急，知道如何拿捏分寸，对于情节严重的必须严惩，而对于其他一些可惩可不惩的，考虑到期收钱的背景和情节，以及初犯，把问题交代清楚，上缴财物，还是以教育为主。这样不扩大打击面，有利于局面的稳定。

江如衡道：

“我同意你的意见，张泽高同志在沙州工作多年，熟悉情况。我相信他能正确处理此事。”

江如衡沉吟了一下，又道：

“泽高同志作为市委书记，大度谦逊不恋权位，属于谦谦君子，但把控能力稍微差了一些，需要稍稍加强。”

对于安新班子如何搭配，江如衡与省委分管组织副书记于林科有共识，有分歧。安新经济发展不上去，导致各种问题，这一点是最为省委头痛的，而陆政东到安新时间不久，但在经济发展上还是有所作为，这一点省里很满意，需要给陆政东一定的支持。

而钟柏发、陆政东等人的心态，江如衡等人也是洞若观火，钟柏发等人在安新力量过大，陆政东的施政阻力较大，需要削弱，这一点上，江如衡和省长郑东凯、分管人事的副书记于林科有共识，于是吴凤娟被调整了出来。

但三人之间在张泽高的去留上也有分歧，于林科的态度很明确，希望早点把张泽高调走，明确的讲：“安新经济发展不上去，问题成堆，张泽高作为市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现在新任市长在经济上搞得不错，但人太年轻，安新市委书记需要一个把控全局的人来掌舵，张泽高不适宜在安新担任市委书记，省里可以建议中央另行考虑。”

但但江如衡一直没有表态，郑东凯摸不清中央和江书记的态度，也就没表态。

林紫山清楚，张泽高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到点，盯着那个位置的人很多，于林科此举也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，今天江书记这么一说，林紫山心里也大体有数

而在安新，所有人关注地焦点自然是姚志的案子，尤其是常委班子。大多数干部都知道姚志案子背后牵连着什么，大家都紧张地关注着案子的发展，看看市里会不会有领导被牵连进去，因为事情虽然是发生在金湖，但主战场却是摆在了安新

安新市委办公室里，陆政东和张泽高正在进行着一场谈话。

“姚志在金湖区搞得这些，让我恍若回到了五十年代大跃进的年代”

两人谈完了关于姚志的案情之后，张泽高看完手里由省纪委转过来的一些关于姚志的材料，叹了一口气道，有些感慨，看着陆政东道：“我这一辈子，经历过大跃进，吃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苦，挨过批斗，蹲过牛棚，这些经历让我充分认识到一点，必须要实事求是，否则就要犯错误。”

说着张泽高轻轻叹口气，拿起茶杯。慢慢喝了口茶。

张泽高再抬头地时候。就自嘲地一笑：“老喽。老人家就喜欢怀旧。”

陆政东也是默然，姚志不光在经济上有问题，在经济建设上也是大搞浮夸风和数字政绩。

在大跃进时期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，“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”，而四十年过去了，这样的情况在金湖也出现了，姚志为搞“政绩”，金湖不仅在粮食生产上、生猪和家禽喂养上、工业产值上、就连在财政收入上、渔业上、典型“楷模”的树立上等，也大肆弄虚作假、虚报浮夸，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：农村出现了干枯水塘鱼丰收，还有的粮菜产量放卫星，多种经营假翻番、工业收入冒估报等等。某偏远的村一理发店年收入就达三十万，而这个理发店仅仅就是两块钱理一个头，村民们都笑，也就是每年要理十五万个头，每天得理四百多个头，而全村人口不过八百多，也就是说，全村男女老幼齐上阵，必须要两天理一次头，村民们都笑，就算不把剃头匠累死，那剃光头的岂不连扎根毛都长不赢了吗

陆政东却是笑不出来，这在九十年代并不少见，南巡讲话以来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完全明确，统计数字的相互攀比之风愈演愈裂。具体表现：一星相互观望，攀比速度；二是产值增幅之高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，统计权威部门只得要求各地“认真核实，实事求是＂，各级领导要求“一级一级对口”，但根本刹不住车，统计数字何以被扭曲，浮夸风又何以再度重演呢一是上级部门不切实际的制订高指标，层层压任务，唯有统计数子上做手脚；二是“政绩”与统计数字划等号，并与干部的升降荣辱挂钩，而又不去认真的调查核实。有了统计数字的高速度，“政绩”就有了，提拨重用自然有份，何乐而不为于是有少数人不惜弄虚作假，胡编乱造，夸大政绩甚至伪造政绩。

而金湖出现这样的荒唐数字也并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姚志上任之后，年年虚假，于是逐年虚报加码，最终积重难返。

而姚志更离谱的是既搞浮夸风又大搞政绩工程，其危害尤甚。

搞浮夸风干实事的不如编数字造假的，影响了务实干部艰苦创业的积极性，而有的弄虚作假干部得到提拔，群众议论纷纷；下达高指标，实行量化考核，工资奖金挂钩，这是逼干部造假，对此有怨言；虚报浮夸，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；统计数字造假，影响上级对下面了解真实情况，影响决策和经济发展。

而搞政绩本来无不可，关键是：一，不该搞的也搞，二、过分地搞。三、前任搞的后任把它拆掉自己再搞。以毁人力和物质为辅。政绩工程则是：以毁物质和人力为主，以口夸并之。这严重地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。